第一次见到张子善，是在冀中十专署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。由于刚解放，大部分是新区，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，在教师当中存在着各种糊涂观念及对共产党的模糊认识。张子善当时是十区地委书记，针对这种情况作了讲话，宣传党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。谈的很深入，很贴切，对一些思想情况摸得很透。
那时张子善衣着很朴素，披着旧军大衣，光着头，穿一双大头棉鞋，一边在台上来回走着，一边讲，没有稿，讲得很自然、舒畅。休息间隙，他还和大家亲切交谈。他吸的烟很一般，有时还用纸卷两根。影响很好。
那时他朴实近人，工作抓得紧，还经常配合中心工作，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文章。帮助麦收、打扫街道他都带头干，干得还很出色。
不久，十区与九区合并为天津专区，从永清县搬到杨柳青镇，张子善任专员。开始，张子善变化不大，还抓工作，为了便于深入了解新划入县镇的基本情况，他让我绘制了许多图表，他还经常发表一些文章。
过了一段，张子善开始和刘青山（天津地委书记）往天津跑，随后，张与天津市五毒俱全的张××女资本家勾结在一起，有些不该去的地方，换了装也钻进去，服饰也随之讲究起来，原先的军大衣换成了水獭领子礼服呢皮大衣，吸的烟再不是卷的了，而是市场很难买到的高级香烟，吃的也不是规定的灶别，而是特灶。专署大院也很少去（他和刘青山住在地委），有事李克才同志还得上地委找他。党小组会也不怎么参加，他所关心和追逐的就是“机关生产”和享乐。
作风也变得非常霸道，听不进意见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教育科长李玉田，不同意随便占用教育经费，张子善无名火起：“是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，不愿开会你出去！”建设科长曹子平为了工作，与他持不同意见，也遭同样的“礼遇”。而对迎合吹捧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的则倍加重用。他网罗亲信、排斥异己，扩大个人权力，实际上地委党组为张子善左右，甚至有的无耻之徒，高喊“张子善万岁”。
195O年秋，我调到省农林厅。1951年夏，我在北戴河疗养，路过西餐厅，见到张子善、刘青山、朱康（地委委员，公安处长）及他们的家属，他们正在用餐，张打招呼，我进去了，一看都是穿着入时，丝绸包身，个个精神十足，我只和张及其爱人赵玉秀熟，我无意识地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总土了，该洋也得洋，不然也对不起这张总吃小米、玉米面的嘴，享受享受吧，也不过分嘛。”同年11月，在保定车站交通旅馆（当时是最好的）又遇见了张子善，我在一楼筹备展览，他开党代会住在二楼，虽然他穿着很得体，但精神显得疲倦，脸色也不好，跟前几个月在北戴河相见时判若两人。按说，他应该精神好，因他刚由专员升地委书记。我说：“老张，保定马家鸡铺的卤煮鸡可有名，你不是爱吃名特产吗？”他摇摇头说，特别累，什么也不想吃。因为忙，就没再聊下去。以后两天，再没见到他，后来才知道在这次党代会上张子善被拘留、逮捕人狱。
颇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审理张子善案子的省法院院长却是原十专署专员宋志毅——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。
入狱之初，张子善还自恃有功，觉得不会是死罪，可是随着审查的深入，感到罪恶严重，幻想破灭了。
在公审宣判前夕，宋志毅以双重身分——过去的战友、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，见了他。
此时，张有所悟，其言亦善：过去大家的批评、抵制，甚至揭发，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，这样做是对的，像李克才等。与之相反，是极为错误的，是极为有害的。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，过去是坐敌人的，搞学潮，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，是为革命，是光荣的。现在坐自己的监狱，是犯了罪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，是可耻的，现在吃不下饭，可不是绝食，是负罪感。唯一的希望是“以我为戒”，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，用我来敲敲吧。
张子善被枪决在保定市东关外荒土坡上——也就是我现在的离休单位河北省植保所院墙外。
（摘自《炎黄春秋》1988年第5期，范玉昆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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